在桥东村卫生室，有一位村民们共同的“妹”──陈朝妹。多年来，在桥东村村民的眼里，陈朝妹不只是一名乡村医生，更成为守护他们健康的“贴心人”，每一次亲切的称呼和需要，都藏着村民对她的认可和信赖。
村卫生院与卫生室作为我国卫生机构的“神经末梢”，牵连着每一寸乡村土地上最真实的质感。从每一间乡村医疗机构，都能窥见人世间柴米油盐的甘甘苦苦，以及生老病死的挣扎与苦痛。作为社会健康体系的“神经末梢”，乡村医疗机构如何在现实挑战中蜕变；乡村医生和村民们在各自的命运中，又演绎出了怎样与土地结缘的故事？
“下沉”到乡村的医疗机构“沉没”了吗
目前，我国的城镇化率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逐年提升，乡村人口不断流失，不少城中村、城郊村改设为社区，乡镇改设为街道，卫生室便“摇身”变为卫生服务站。此外，不少地方进行了合村并居、合村并镇，而国家规定一个行政村只能配对一个卫生室，因此，随着医疗资源的不断整合，10年来已然有7.5万个村卫生室和2902个乡镇卫生院消失在了广袤的乡镇土地上。
在村卫生室数量减少的同时，其分布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，呈现出中部多、东西部少的格局。因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足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，导致西部村卫生室数量较少；而对于东部而言，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水平较高导致了村卫生室的流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四个省份因乡村地域广阔、人口数量多，村卫生室数量皆超过了4万个；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的村卫生室皆不足3000个。
因此，村卫生室的数量不能只是一味地做减法，在“有加有减”之中寻找各地医疗资源的均衡点，补全医疗体系网络的空白点，才能推动乡村医疗的进一步发展。
与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大幅下降相反的是，农村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，2022年涨至465.96万张。不过从横向对比上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与城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在2021年出现转折，后者床位数首次超过前者，并达到了50万的差值。
从人均床位数来看，农村及城市两者总体随时间呈现增加态势。九年来，农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由35.4张增至62.52张，增幅近乎翻番；而城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由78.37张增至2020年的最高点后于2022年回落至76.61张。
但从病床使用率上来看，我国农村乡镇病床使用率远低于全国病床使用率。甚至从2021年开始，乡镇病床使用率跌落至50%以下。到了2022年，乡镇病床使用率仅为46.9%，而全国病床使用率达到了71%，两者相差了24.1%。
也就是说，在分级诊疗的推动下，城市高等级医院一“床”难求，乡村医疗机构内的病房却冷清不已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随着交通状况改善、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、互联网信息传输提速，大医院的“吸虹效应”十分显著。
经历着与土地结缘的生老病死
“之前家门口就有间卫生室的咧，这不现在和隔壁村合并了吗，卫生室就搬到老远的地方了。”李叔摇着蒲扇说着。当“邻居村”合为了“一家人”，李叔拿调节高血压的药就得多费一番力气──子女在外务工，他腿脚不太利索，一路上走走歇歇，往往拿个药，半天就快过去了。
李叔的感叹似乎不是个例，经过对小红书与知乎两大社交平台的深度挖掘，我们累计获取了860多条涉及“乡村医疗”的笔记、评论及回复，经过数据处理与分析，发现其情感倾向呈现出鲜明的对比。
正面反馈中，“认可”之声尤为响亮，彰显出乡村医疗诊所作为基层医疗的重要一环，以其贴近民生、价格亲民、服务便捷及疗效显著的特点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与好评。
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负面情感的表达则显得更为复杂多元，涵盖了“质疑”“担忧”以及“无奈”。尤为引人关注的是，“乡村神医，小孩当大人治，大人当牲畜治”这一说法，在网络上广泛流传，成为了对乡村医疗现状的一种戏谑却深刻的反映。
就如李叔坦言，拿个药、打个点滴去趟卫生室也就罢了，真要是到了住院的地步，还不是得往大医院里跑。
像李叔这样的就医观念在农村地区并不少见。农村居民的就医观念在诊疗量的数据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近年来，我国乡村医疗机构接诊总人数呈现整体缩减态势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全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总人数达24.88亿人，较2017年减少了4.13亿人。下滑的诊疗量，不仅让乡村医疗机构新增设的医疗资源遭遇闲置与浪费，也让它们频频陷入运营困境。
当由“生”到“老”的生命节奏不可逆转，需要让与土地结伴的他们面对的，便是不可避免的疾病与死亡。
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，曾经被认为是“富贵病”的高血压，正在不断蚕食着农村居民的健康。2021年，城市与农村高血压患病率已分别高达25.7%与29.4%。农村高血压患病率增长更快，甚至超过了城市。
李叔患高血压已有十余年，“高血压这种病，就是得慢慢控制。”在坑洼的小路上奔波拿药，似乎已经成为李叔生活中的一个习惯。然而，甘肃临夏的村医马琛表示，许多患病村民只会在身体感到不舒服时服用高血压药物，而非按照说明书每天服用。“他们觉得症状缓解了就是治愈了，但实际上血压还是处于很高的水平。”其实，农村高血压高发病率背后，是低知晓率、治疗率和控制率——患者重视不足、开药拿药不便、医师水平参差不齐。
而在农村居民主要疾病死因构成中，心脏病、脑血管病以及恶性肿瘤的死亡率最高，是农村居民健康的最大威胁。2021年，三者在农村居民主要死因构成中合计占比超7成。并且这十年来，心脏病、脑血管病两者的死亡率占比呈现出增加的趋势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占比逐年下降，包括疫情肆虐的2020及2021年。
此外，孕妇及婴幼儿也是医疗行业所重点关注的群体，而地区孕妇及婴幼儿成活率则与医疗设施建设息息相关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我国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已降至16.6/10万，较城市高2.3%，较2016年降低3.4%；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为3.6‰，较城市指标高1.8‰，较2016年降低2.1‰。
这意味着，近年来，随着农村地区医疗设施建设推进，农村地区人均医疗保障财政支持力度提高，我国乡村孕产妇及婴幼儿救治生产率高。但相较于城市，国内农村地区妇女孕育生产风险更高，婴幼儿健康平安生产成长率更低，农村地区孕产妇及婴幼儿救治存活率仍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提高国家人口增长保障能力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的重要性日益提升。可以预见，未来农村医疗仍将是我国医疗产业发展的主要增长市场。
乡村医生：走一条孤独但伟大的路
乡村医生，这个被誉为农村健康“守护人”的群体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肩负着保障亿万农村居民健康的重任，同时也是连接基层民众与更高级别医疗系统的桥梁。
在沂蒙山深处，沂水县东头镇的诊所里，张德庆身穿白大褂，正为患者打针。在32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常与风雨相伴，以星月为友。泥泞小道见证了他的博大胸襟，一张张处方诉说着他行医数载的感人事迹。
如张德庆一般，他们中许多人经历了从“赤脚医生”到正式乡村医生的转变。《2023中国统计年鉴》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我国现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为66万多，而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，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有5亿多人，5亿多人的健康仅仅靠这66万多的乡村医生在背后苦苦支撑，压力可想而知。
除此之外，乡村医生也存在性别不平衡现象。《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乡村医生的男女比例为67.3%和32.7%，而我国乡村医生普遍年龄较高，学历较低。据年鉴显示，60岁及以上的乡村医生达28.8%，45岁以上的占比高达74.9%。其中很多都经历了从“赤脚医生”到乡村医生的转变。在这中间，81.5%的乡村医生为大专和中专学历水平。高年龄、低学历，会使乡村医生无法精准解决一些特殊医疗问题。
但其实我国在1995年时，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数量曾达到133万多人，但随后人员数量逐年下降，直至2022年的66万多人。
对比强烈的数字，不禁让人思考背后原因何在。“挣得少、缺身份、无养老，是村医面临的普遍问题”，人民日报用三个词指出村医的痛点。
村医收入主要有三项：一般诊疗费、基本药物零差率补助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，村医月收入3000元以下占比达74.5%，5000元以下占比高达96.5%。据《2020中国医院薪酬报告》显示，目前全国医院的平均薪酬为18.5万元；其中，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为25.3万元，二三线城市约19.0万元，四线及以下城市约12.8万元。与之相比，乡村医生的待遇远远比不上城市同行。
更重要的是，乡村医生身份不明确，没有编制，退休后生活没有保障。2019年7月，河南省通许县连续曝出两起“村医集体辞职”事件，国家卫健委对此高度重视，要求仔细核实，以确保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。
乡村医生制度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基础，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基层医疗制度。但目前我国的乡村医生面临种种困境，仍需要国家和政府进一步探索与解决。
政策关怀，保障一直在
我国正不断立足全国乡村特点，发展新时期乡村医疗卫生体系，筑牢亿万农民群众健康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在政策推动下，自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来，全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逐年增加，农村医疗体系成为国家医疗建设补助的重点领域。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89元，同比增长5.95%，较2009年复合增长13.56%。
此外，政策的温暖之手始终未曾远离乡村医疗的每一个角落。自2009年中国卫生部（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）颁布实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以来，村级医疗机构被赋予了新的称谓——“村卫生室”，这一变化不仅是对其身份的正名，更是国家对其重要性认识的深刻体现。此后，乡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始终沐浴在政府关怀的阳光下，据统计，仅在2009年至2011年的短短三年内，政府投入高达8500亿元人民币，全力推进医疗改革，为乡村医疗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希望。
2012年6月，印发《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》，提出在全国进行改革试点。推进县级医院的综合改革是缓解农村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的关键环节，也是统筹城乡卫生发展的重大举措。2016年1月，国务院下发《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，参保居民不分城乡，参加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，更加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服务。2022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，强调加强医保基金监管，推动农村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信息化建设。2023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，指出要把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，以基层为重点，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驱动。202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发布，文件中提出“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能力建设”，乡村医疗将在乡村振兴，尤其是防止因病返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目前，随着全球健康挑战的日益复杂化以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乡村医疗体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。陕西省桑树坪镇就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，使得群众可以在卫生院的查询一体机通过刷身份证查询健康档案；古浪县19所乡镇卫生院配备了DR机、彩超机、数码心电图机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，确保了医疗服务的全面性和专业性。
未来，技术赋能将成为乡村医疗跃升的关键力量。数字化、智能化的医疗设备和信息系统将逐步普及至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，实现远程医疗、健康数据共享与智能诊断，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我们还盼望，通过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、推动医疗资源下沉等方式，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利用。
“乡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还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，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。”陈朝妹坦言道。她满怀期待地发出号召，希望更多怀揣梦想与使命感的优秀人才能够响应时代的召唤，投身乡村，用专业与爱心点亮乡村医疗的希望之光。
乡村医疗，亿万农民群众“第一道防线”，它不仅仅关乎着亿万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更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。正如那片被阳光照耀的田野，因为有了不断发展的乡村医疗，才更加生机勃勃，充满希望。
